1949年春天，七十万国民党士兵沿着长达两千里的长江驻守，但仅用了三天时间，防线便崩溃了。白崇禧在台湾的晚年对这段往事进行了反思，提出了令军事史学者深思的一句话——为什么长江防线无法坚守？他表示，战斗中所用的武器与火力仅占一半的因素，另一半则应归功于解放军在水域侦察、地图绘制、设伏埋伏等方面的细致工作。这个观点引发了许多思考，可以从战略背景谈起。

1948年冬季，国民党的局势已经显现出衰弱。随着淮海战役的展开，蒋介石动员了所有能调动的精锐部队，集中到徐州方向，数十万的军力皆倾斜于此。白崇禧关注地图，他心知肚明，早已提出过建议：首先要守住淮河，才能稳固长江的防线。这不是他所独创的见解，纵观历史，任何想要在江南存活的政权，都无法绕过淮河这一重要屏障。若淮河失守，江北便成了平坦的道路，即使长江再宽广，也无法抵挡敌人的冲击。然而，蒋介石并没有采纳这一建议，主要因为他对白崇禧的桂系将领缺乏信任。他的政治逻辑十分明确：宁愿将徐州和武汉分开管理，也不愿给白崇禧增权。两人间的信任裂痕，远比长江的宽度更深沉。

在这种情况下，淮河的屏障成了部署上的空白。1948年11月，淮海战役开始，到了1949年1月，国民党军遭遇全面崩溃，数十万精锐悉数陨落，幸存的部队多已丧失编制，斗志也荡然无存。江北的抵御力量完全消失，只剩下一条长江保卫着。然而蒋介石此时又开始打算另辟蹊径。1949年1月21日，他宣布“引退”，将代总统的职务让给李宗仁，表面上是让桂系与共产党谈判拖延时间，而实际上他隐藏在溪口，依然通过电台控制局势。蒋介石的考虑是：虽然谈判未必成功，但只要拖延到四五月，长江汛期来临，水位上升、河流湍急，北方军队对此并不熟悉，长江便会成为天然屏障。虽然这个想法并非全无道理，但仅仅依赖一条江来阻挡敌人，从未成功。

从历史来看，守江必先守淮，守淮才能守江，两者缺一不可。如今淮河屏障缺失，江北纵深不再，只能用残兵坚守这两千里长江线，这样的策略并非是战略，而更像一种赌博。白崇禧后来回忆，长江防线仿佛变成了一条动弹不得的“死蛇”，任敌人宰割。当他谈及此事时，语气中总带着深深的无奈，这不仅仅是因为看清状况，更是因为即便看得再清楚，也无能为力。早在1949年初，这条死蛇就已僵持在那。

从布防失误来看，两千里长江防线几乎变成了一条毫无抵抗能力的“死蛇”。白崇禧掌管的华中防区，从湖口延伸至宜昌，几乎有一千公里的长河，而他手下的力量却仅有四十个师，最多只有二十五万兵力。换算下来，每公里仅有两三百人，连封锁江面都显得困难重重。东部的防御更是糟糕，作战厅厅长蔡文治明确指出，主力应该聚焦在南京上下游的关键地段，因为那里江面狭窄、支流繁多，解放军必然会利用这些地带进行渡江。而李宗仁、白崇禧等人都对此表示赞同。然而，汤恩伯却未接纳这个建议，反而将重兵调往江阴以东和上海方向。他的考量显而易见：如若大势不妙，部队可以从沪杭方向撤退，保留退路。这是一种以保全为先的思维，然而结果是南京至湖口的数百公里防线却只留了六个军一个师，最应该加强防守的区域反而成了最脆弱的部分。

就算兵力布置合理，剩下的问题是，这些部队的战斗力也远未完备。在经历了三大战役后，国民党的精锐已所剩无几，能够拼凑起来部署在江边的部队，很多是经历淮海溃退后重整的残余，兵员数只有编制的一半，武器与弹药都有所欠缺，士气更是低落，许多士兵心中明白不可能胜利，只是等待失败的日子。军心已经出现松动，指挥系统更是混乱。蒋介石名义上宣告引退，但在溪口依然通过电台发布军令，李宗仁这一代总统实际上沦为了空壳。汤恩伯认蒋不认李，白崇禧无力调动中央军，部队各自行动，命令自上而下地传达，经过层层传递，前线接收到的早已变了样。这种混乱的指挥体系，出现问题实属必然。白崇禧后来评价，江防失守并非某个将领之责，而是战略、指挥、部署和士气整体体系的崩溃。这个说法是公正的，但他并未提及的是，造成这一体系根本原因的正是蒋介石那种宁愿孤掌难鸣，也不愿分权的政治性格。随着淮河未守、兵力分散、指挥失序、士气低落，长江对面的解放军此时又在进行怎样的准备呢？

时间跳转至解放军。此时的粟裕，工作风格之一就是从不等战役结束再考虑下一步。他在淮海战役尚未完全收尾时，便已开始布局渡江。早在1948年11月，济南战役结束的当天，粟裕便下达了命令：派遣渡江先遣队南下，去摸清楚淮河以南、长江北岸的情况。这个时候显然显示出其战略眼光。尽管淮海战役尚在进行，结果尚未明朗，但粟裕已然开始棋盘上的布局，渡江准备并不是等到淮海结束后才开始，而是同步进行。在先遣队下去后，陆续有若干加强营进入皖中、苏中一带，和当地的地下党及游击队进行联动，系统摸清情况——渡口在哪里，水情如何。